在1970年代，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在著名的斯坦福“棉花糖实验”探究了儿童时期延迟满足能力对于其未来成功的重要性。如今一个德国研究团队用奥利奥和香草曲奇将此经典实验适配以德国和肯尼亚的学龄儿童。他们发现当孩子们取决于彼此之时其更有可能做到延迟满足。他们在《心理科学期刊》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他们的发现。

米歇尔著名的行为研究从自斯坦福Bing幼儿园选调了600名4至6岁的儿童。他给每个小孩一个棉花糖，并告知他们可以选择立即吃掉这个棉花糖。然而如果能够忍住一刻钟，他们便会得到第二个棉花糖作为奖励。随后Mischel离开房间，而一个隐藏的摄像机将记录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一些小孩直接吃掉了棉花糖。另一些找到了便利的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捂住眼睛，踢桌子，用手指戳棉花糖。一些小孩闻它，添它，或沿着边缘小口地吃。约三分之一的小孩坚持到获得第二个棉花糖。许多年后米歇尔注意到一些小孩在后来的成功（更好的成绩，更加自信）与其幼儿园时期延迟满足能力之间的强关联。米歇尔的后续实验验证了这一关联。

米歇尔本人强调仅仅未能得到第二个棉花糖的小孩并非必然有失败人生的宿命，警告人们勿过分解读这一实验结果。2018年的一个以学龄前儿童为对象的新棉花糖测试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细致的图景。在其中能发现未来成就与学龄前抵制诱惑能力的相同关联，然而如果我们纳入家庭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因素，那么这一关联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

注意力或许是另一个因素。如我们此前的报道所述，根据2019年《美国医学会精神科期刊》的一篇文章，被老师认为是相当注意力涣散的幼儿园小孩比起被认为是相当亲社会的小孩在他们30多岁时收入偏少。事实上，相比棉花糖测试注意力可证明能更好地预测小孩将来教育和职业状况。单个老师的评估足以识别潜在受影响儿童。

无论如何，延迟满足都是一个想望的品质。促进与他人的合作便是其益处之一。在这个最近的研究中，马克思普朗克演化人类学中心的科学家们设计了一个略有不同版本的棉花糖测试以探究自控力在人际合作中的益处。

“例如，对于分享其食物给他人的人们——由此他们会得到一个好名声或收获远期利益回报——他们必须抵制眼前自己吃掉食物的诱惑。”作者写道，“同样地，参与协作项目的科研人员必须抗拒观看互联网消遣视频的动机。”

200名5或6岁的儿童来自两个不同的文化背景：德国和肯尼亚的基库尤部落。实验在德国的一个实验室和肯尼亚当地的学校进行。在实验之前，小孩们玩丢气球游戏以为热身运动。

共有三个实验设置。在“独立情况”下，两个小孩中的每个都被给予一个曲奇——奥利奥给德国小孩，香草曲奇给基库尤小孩——他们被告知如果他们可以等待便会再得到一个曲奇。这本质上就是经典的棉花糖测试，因为对于两者中的任一者结果不会受另一者的行为影响。在“互依情况”下，两个小孩都被给予曲奇，他们被告知如果他们都等待那么他们都会得到第二个曲奇，不过如果其中一个不能延迟满足那么两者都将不会得到第二个曲奇。

最后，在“依赖情况”下，两个小孩都被给予曲奇，每个都被告知如果他/她能够克制而不吃它那么他/她与其搭档都会得到第二个曲奇。然而，每个小孩认为自己的决定不受搭档的决定影响。即，其认为搭档取决于自己而自己不取决于搭档。

研究人员发现比起德国儿童基库尤儿童普遍稍更加倾向于等待。他们把这归因于文化差异。而无论对于哪国儿童，比起在“独立情况”下，在“互依情况”下都有显著更多的小孩选择延迟满足——这是儿童开始有对他人有社会责任感的证据。用作者的话说，即“比起为了个人目的，为了合作目的儿童们更有意愿延迟满足。”然而，在“独立”和“依赖”情况下的数据没有清晰的区别。“互依”是关键。

其实这亦非一个理智的筹划。如果把第二个曲奇的价值跟保持第一个曲奇的成本相比较，作者认为，在有风险的“互依”场景中孩子们做到延迟满足的可能性会降低。事实上，“孩子们可能是因为感觉到不能让搭档失望所以延迟满足，”共同作者Rebecca Koomen说，“而且如果一个小孩吃掉了曲奇那么其搭档将有权责备他/她。”

共同作者Sebastian Grueneisen说：“即使小孩们互相不能看到或交流，我们也得到这些发现，这证实简单地置身于合作的情境便会令他们受到强烈的动机上的影响。”

《心理科学期刊》, 2020. DOI: 10.1177/095679761989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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